刚煮了一碗面到餐桌，尚未坐下，姐姐电话进来了：七娘不在了。

一恍间有点愣神：谁？

七娘。

黄昏渐至，暮色氤氲，路上行人面容模糊，行色匆匆。窗外北风正紧，快要过年了。

而遥远的七娘，在这北风里逐渐面容清晰。

七娘不是我们本家的七娘，我们并不是一姓。她只比我奶奶小几岁，但是按村子里的辈分，唤作七娘。很小的时候，七娘是村子里的风云人物。那时的她好像有个官职叫妇女队长——那时尚小，实在是记不大清。只记得她是瘦的脸，两支眉却直而黑。几颗门牙奇长，都在外面。故而瘦脸上总带着笑——也可能仅是看起来是笑的。梳齐耳的短发，也是黑硬的直立着，两只大夹子帮忙拢在耳后，那夹子也是黑色，终年不变。村子里的女人们大多是梳辫子，或单或双，或垂或挽。到了奶奶的年纪就盘起来了，一丝不苟的簪在后脑。也是终年不变。而这却不是最大的不同——八十年代初，在那个偏远的山村，一切生活都是围绕着土地开展的，女人们也同样在地里劳作。七娘却从不下地，她总穿着一件灰麻色四兜的中山装，左胸口袋里露出钢笔帽来，下面别着毛主席的像章。腋下夹一个黑色硬皮的本子，整日在大队部里开会。听说她还敢和老支书吵架，还敢对着拍桌子，事后说起来，她说老支书：手下败将！这真是顶顶厉害的事情。

然后那年春天村子里成立了扫盲班，以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为主——男劳力还是要下地的——母亲和姑姑也在其列。然后慢慢天气暖了，地里的农活日渐增多，学员越来越少，再然后，有一天妈妈回来说就去了她和姑姑俩人，就自然解散了。姑姑说：认这几个字，不够就馍下饭的，能顶啥！都是这个老七婆！奶奶正做饭，却说：人多知道点，总不是坏事。这与我是很惊异的事情，因为我家和七娘距离很近，但是奶奶和七娘却鲜少往来。大概的原因好像是奶奶是烧香的，每月初一十五都要虔诚叩拜，而七娘是党员，我不懂有什么区别，却也知道奶奶所说的“两路神仙”是什么意思。更何况，七娘家的庄稼是远近闻名的差，这与奶奶来说，是断然不可忍的事情，并且自母亲去了扫盲班，做饭的任务便由奶奶接管，而平日里除了农忙，锅台是母亲的地盘，村子里因为媳妇上学婆婆做饭引起的纠纷发生了不少，奶奶居然还帮着七娘说话，实在是出乎意料。

一天晚上，七娘很意外的登门了。那时候弟弟尚在襁褓，所以我被派和奶奶同睡。刚躺下，七娘进来了。脸上讪讪的，坐在那里东拉西扯，奶奶明显不耐，偶然接一句，然后就都沉默了，这也和往时不同，奶奶是极好客的人，东家做媒，西家劝和，屋里每天都是往来不断的串门人，奶奶哪怕手头再忙，口里都是来言去语的接话，从不会冷了场面。我心里存了疑惑，可也实在无聊，逐渐昏昏睡了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奶奶突然提高了音量，明显生气：政府还管到我三尺门里？然后是七娘压低的声音：老姐姐，你这么个明白人，咋就在这上面不进步！也听不明白，只管翻个身，继续睡去。

日子不紧不慢的过着，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，却突然对学校有了兴趣。小学校据说是由庙堂改建的，至于原来供奉的什么神仙，也是不知。但离村子很近，站在屋顶就能听到学校的钟声，有时急，有时缓，听起来神秘而诱人。村子里的大队部和唯一的小卖店也在那里，小卖店倒没有什么好买的，邻居的小孩子有时候偷了鸡蛋去换糖吃，我却不稀罕。父亲那时候已经不再教书，转身买了辆汽车跑起运输，这在当年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。每每父亲回来，糖果零食是不可缺的，我自然不眼馋。但是大队部的广播室里，每天都专门有人放了戏，从村头的大喇叭悠扬传来，说是新买的播放机，这是个值得一看的物件，但是那个黑脸的播放员却是个坏人，每次都要先把我们这些打算一探究竟的孩子远远轰开了，才极快的开门，然后飞速关上，不说播放机，连那屋的地面也未曾有机会喵上一眼，实在是可恶。幸而旁边的教室经常是开了窗，撑了窗台一使劲，还可以爬上去往里看，一排排的小孩子要么低头写字，要么背了手，晃着身子读，有时候因了有观众，他们似乎读得更加卖力，几乎要喊起来，很是神气。老师看到我们，也是不赶的，有时候会走过来说小心别掉下去！脸上总是笑的，这让人心情愉悦，逐渐的注意力便转移到教室这边了，有时候远远看到窗子打开，好像收到一个欢迎的讯息，心里都高兴起来。越发跑得勤了。

去学校的必经之路，就是七娘的家门口。那时候村子几乎家家都是敞门的院子，七伯伯据说是打过仗的，上过朝鲜战场，经常的乡里县里作报告，很少在家。间或回了路上碰见，总是很严肃的表情，从来不和小孩子搭话的。这也和村子里的大人不同。所以几乎没有踏进过他的家门，但是院子是明眼看到的荒乱。近路边一堆柴，乌七杂八的扔着，满院子的鸡屎混着落叶，连带着院子里的一株梧桐树都蔫巴巴的毫无生气，树皮似乎都是皱的。七娘好像不太开会了，经常见她坐在那颗蔫皮树下，戴了黑框的眼镜看书。因着许多的不同，每次从她家经过，眼睛窥探着这个大不同的院子，脚步却是飞快，又好奇又紧张的感觉。忽而有一天，她放下书喊住我，虽说有点意外，还是慢吞吞走过去。她从怀里极快的抽出一只手来，摊开的手掌心里，是一颗白胖的糖，这种糖我就在过年时候得到过两颗，咬起来是软的，满嘴巴都是奶香，是村里小卖店所没有的。我一把抓过来，紧攥着，心咚咚跳——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级的奖赏，所以怕她反悔了。她的瘦脸上挂了笑，牙齿越发的长了。眼睛从垂下的眼镜框上面睁圆了问：二丫头，又上学去？可我还不是学生呢，她一定是在取笑我！当下生了气，啪一声就扔了那个高级的奖励，也不理她，甩开脚丫跑掉了。然后便不再去学校了，心里却暗暗恨了她：都是这个老七婆！她却在身后哈哈的笑起来：这娃，杨排风！

儿时的日子时快时慢，转眼到了春节。过年对于农村人来说，再穷的家庭都有许多忌讳，最大的讲究是正月里不打孩子，这对于村野生长的我们来说便如同天下大赦，其罪全免，便都是撒开了玩。正月初几的时候，一堆小孩子院子里扎着脑袋玩老头打仗，就是捡了未燃的、失去了捻线的哑炮，然后对折，两三个一组对头排列，豪气的要摆上一圈，引燃了，看火药冒出来相互抵着后退。这当然是男孩子的游戏，但我总在其中。父亲起早放鞭炮，已经掐下来一截藏在我的小口袋里，个个有捻子，一点一声响，这在男孩子里都是很气派的事情。加上平日里爬树跳堰，也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——总之兴高采烈，父亲和谁在后面说话：认不认字的不打紧，让她跟上跑跑！不然你看，野小子！另一个声音说：太小了啊，还爬不上板凳的吧！我这边已赢了一局，神气活现的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火药屑：哼，手下败将！身后爆发出大笑。回头看，另一个人是学校窗里的老师，曾经给过我一截粉笔头的，指着我对父亲说：把我教室的窗台都磨亮了！应该是会读书的，跟七婶一样！这话搁以前我是愿意的，毕竟夹着本子开会看起来比扛着锄头下地要神气许多，可是一想到因了她让我失去了攀援学校窗台的机会，平白地给我一个糖却又来笑话我，以致于又失去了，心里的气又上来了——我可不要像她，牙总在外面，院子里全是鸡屎。但这人是老师，老师总是得尊敬的，像我父亲，虽说已经不教书了，可是村子里的人见了他，总是很尊敬的。这让我在不会挨打的日子也不敢犟嘴，撅了嘴巴走开去。远远听到父亲的声音传来：七嫂子，不容易啊。

这年秋天，开学的时候奶奶用崭新的布面做了书包给我，终于可以挺着胸脯从七娘的门前过了，听说因为我是十一月的生日，按年龄还要等到次年，还是父亲去找了校长，最终决定让我“先跟上跑跑”，“不想跑了就到来年”，所以是连书也没有给发的，这是一个小小的打击，也是个大大的激励，我可不能让那个长牙的七婆子再笑话！一段时间后，便是班里的第一名，写字算数都是，便补发了书本，转了正，心里也很是得意，再从七娘的门前过，脚步极缓，巴不得她再喊住我，告诉她我上学去了，或者放学回来，总之是正经的学生了。可是却很少看见她，倒是七伯伯不再到处作报告了，整日在院子里坐着，拿个白搪瓷缸子喝水，那个缸子正中有一个红色的：奖，下面一行字围着那个“奖”转弯，却很小，看不清，也可能是不认识的字。以前他是最不理小孩子的，现在却经常放学时候一堆小孩子挤在跟前听他讲故事，说是打仗的故事：肠子流出来，拿缸子扣上，腰带一扎，继续战斗。故事我是爱听的，可是肠子流出来委实有点吓人，便快快的走掉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小孩子也不再去听故事了，院子里什么时候增加了一只小猪，转来转去的一边哼哼，一边拿长鼻子到处拱土，那个院子愈加荒乱了，像是无人居住一般。屋门大开，猪鸡自由出入，七伯伯开始酗酒，原来青白色的脸经常喝得发红，坐在树下含糊不清地骂人，搪瓷缸子滚在脚边，被那只长鼻子的小猪拱来拱去，掉了好几块漆皮，露出黑灰的底来。梧桐树还是皱巴巴的活着，小猪也不见长个子。七娘终日在地里劳作，锄地，挑水，扛麦捆子。像男人一样。

到我三年级的时候，七娘已经是我家的常客了，总在晚上来，和奶奶聊得热火朝天，嗓门很大，高兴处双手一拍：嗐，又叫你说中了！然后是仰了头大声的笑起来，牙齿越发明显的在外面，很少看到这样的笑法，但除此之外，她和村子里其他的女人们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了。四兜的衣服已经换成和奶奶差不多的偏襟，颜色也是相近的灰或者蓝，眼镜和钢笔再没有看到过，头发已是灰白的，还是短，还是直在脑后，两个夹子斑驳的不辨本色。奶奶也是跟着笑，都很开心的样子，一聊总到很晚，也有时候突然地一拍手：灶台发着面呢，还得蒸馍去！扭头就出去了，奶奶喊着能见路不？要不要手电筒？她的声音就已经远了：闭眼也能到屋哩！奶奶便闭了灯，可总是叹口气：唉。。。。慢慢躺下。这时候家里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了，奶奶也不是轻易就叹气的人，这很奇怪，大人的世界总让人搞不懂，但那时我已经颇识得几个字了，父亲还买了本《新华字典》给我，说是所有的字都在里面，胆子就大了。空了屋里翻出来父亲的许多藏书：《上下五千年》、《古今对联赏析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等等。有的翻一下就丢一边，有的里面的故事却很让人入迷，写了作业便溜到偏房里翻看，后来居然发现了一本《西游记》，里面有神仙和妖怪，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，就埋头读了起来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比划着查字典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。读不懂的句子有点麻烦，只好先跳过去，然后和后面的情节连起来自己慢慢琢磨，实在不懂了就按自己的想法给它安上去，就这样一直读下去，七娘家的院子再也引不起我任何兴趣了，也不再恨她。七娘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来一趟，有时候很晚了也要来，和奶奶仿佛说不完的话题，谁家的猪长得肥都要讨论一番。这些我都不再关心，但却欢迎她来：亮着灯我可以看书了，那时候村里刚刚通了电，可也没有因为小孩子要看书而专门亮着灯，但是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做事情，只要不去烦大人就行。她进来了，看到趴在炕边的我，总是慈爱的摸摸头，有时候没头没脑的夸一句：穆桂英！现在我已经不光知道穆桂英，连杨排风也是知道的，琢磨这大概是我更厉害了，心里就又觉得她是好人了。一天晚上她照例又来，我却没有爬起来看书，只躺在被窝里抽抽搭搭的哭，起因是晚饭时给爷爷端饭，自作主张的把筷子竖在碗里，挨了好大一个巴掌。那天好像是奶奶做媒成功，邻村新婚的夫妻来谢媒，拎来一大块肉，于是晚饭炖了杂烩菜，大块的肉和着粉条，有点过年的样子。而过年奶奶祭神，筷子就是这样插在碗里，却挨了打。又因哭鼻子，他们吃完了我才分到一碗，怎么看都觉得碗里的肉没有之前的大且多，粉条也成了糊糊，筷子一挑就断——更伤心了，本来已经止住的哭泣又开始了，然后又被一通数落，心里委屈到极点，就一直哭到被窝里也不肯停。七娘听了，大声笑着对奶奶说：看样学景啊，娃这是拿她爷爷当老神仙一样敬呢。埋在被窝里天大的委屈一下子被戳中了，“哇”一声又惊天动地的大哭起来。一双手过来扒我蒙住头的被窝，心里想是不是又要挨打，嘴里还不管不顾的嚎。却是七娘的手在给我擦眼泪，拢头发。粗糙的手挂得我的脸有点刺痛，却也痒痒的很舒服。她的脸也很近的贴过来，脸上很深的褶皱，长牙仍在外面，心里却无限的对她喜欢起来。

中学在十几里之外山上的乡里，是要住校的，周六还要上半天课，放学了空着肚子往家跑，冬天的话到家都蒙蒙黑了。吃完饭还要洗澡，洗衣服，第二天吃了午饭，就赶快出发，一路上坡，还要背一袋子馒头供一周贴补。家里却在这时候出了事，好像是父亲被骗了钱，一下子就穷了起来，往日门庭若市，天天都有串门来的人，现在是没有了。只有七娘还和往时一样的来，周六的晚上总能看到她，头发已近全白，似乎更短了，说是奶奶“下手狠了”，说话不像以前那么大声，也没有以前那么多，也很少突如其来的拍巴掌。这时候我把父亲的藏书差不多已经翻遍了，学校却又增加了几何、物理，都是很难搞懂的，成绩从小学的门门全优成了单科第一，就经常担心会不会不让读了——这实在是常见的，每次开学总有同村一起的孩子不去了，隔天就会在地头锄草，或是赶着牛上山。姐姐已经在市里读高中，每个月回来一趟，走时候要拿走两张红色的十元。弟弟还在小学，整天囔囔唧唧的缠着母亲要弹珠，要摔炮，却不挨打。这也增加了我的担心——一家三个孩子都上学，这在周围几乎都是没有的。心里忧虑，话就极少。七娘会问一些学校的事情，都是简短的答她，她和奶奶聊天也不像以前那么热烈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经常是长久的沉默，然后不约而同的“唉”一声，话题就从天气转到年景，或者庄稼，我躺在奶奶脚头，心里也闷闷的难受。偶尔话题也会拉扯到我们，心就悬起来，不喘气的听。奶奶大多是发愁我们的学费，粮食是够的，钱却总是缺。七娘一直很坚定：让娃读，念书是好事情。快过年的时候，一次也是晚上，天气很冷了，七娘进门一直揣着手，径走到奶奶跟前，胳膊一抬，掉下来一块花布：给娃剪个袄穿。奶奶也不推辞，只说声：中。两个人对着轻轻笑起来。另一头的我拉了被子蒙上头，让眼泪留在枕头上。

父亲这边却每况愈下，他还是终年不在家，偶尔回来了，还和奶奶激烈地吵架，这是从小到大所没有过的事情。然后我也来到了市里。父亲的生意换了好多种，都不长久。家里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，他也慢慢从我小时候别人口中的马老师，马老板，马厂长，成了老马。他和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，有时候春节都不回家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，突然一天有个陌生的电话打来，说父亲去世了。

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，屋里屋外乱哄哄的全是人，声音却仿佛隔了千重山，一点也听不到，奶奶还如往常一样坐在炕头，只是流眼泪，却不嚎啕。七娘坐在旁边，紧攥着奶奶一只手，也是满脸眼泪。当时突然心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推着我走到奶奶跟前，一边给她擦眼泪，一边坚定的说：还有我呢。奶奶还是流泪，脸上却笑了：乖娃，奶奶信你。七娘也笑了，擦着眼泪说：看，没白供这些年吧，养了个花木兰呢。

创业时才体会父亲当年的不易，还好都过去了，终于熬成了“城里人”，当奶奶把新房里的家具摆设摸了个遍，笑着对我说：花牡丹！母亲在一边抱怨：牡丹哪有花的，都是一个色！我没有接话，心里却有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拂过。问起来七娘，说是很不好，儿子娶了当年老支书的小女儿后，就几乎不和她来往了，别处盖了新房另住。七伯伯前几年就去世了，剩一个她孤老婆子独居，俩姑娘嫁得很远，轻易不来，家里更是脏乱，“没有下脚的空地”，“衣服脏成皮板”，也没有人管的。当时就说想回去看看，却总是不得空——知道了钱的好，家人也都接来了，这事一说也就过去了——前年中秋过去不久的一个中午，母亲要去看老家的一个婶婶，说是摔断了腿。这时候村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新农村建设，都在县城分了房子，开车差不多个把小时就到了。那个婶婶却没有住进新房，儿子在附近找了间民房给她住，大杂院的二楼，房子盖了一圈，一间房子一户人家，一层楼共用一只水龙头，一个院子共用一间挤在墙角的厕所。整个院子从上到下，每个边角都拉了绳子，密密麻麻晾的各色衣服被褥，旌旗密布，寸土不让。好像一个邪恶的法师布下的恐怖法阵，看一眼都让人心惊。这个婶婶虽是熟识——她的小儿子偷鸡蛋换糖，数次都是我告发的，但也是坐不住，待一会就走了。下楼来出了大门，窄窄的巷子要走到头，来时候车在那里停的。巷子两边的院子结构大同小异，环境也无二致。让人多看一眼都生厌，低了头慢慢走着——快不了，迎面过来辆电动车都要转过去贴着墙站着，才能保证不被碰到，车还奇多。快到头终于吁了口气，突然旁边的一堆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，大大吓了一跳。原来一个白藤条的圈椅，紧贴着后面的大门，一条断了的椅子腿下面支着几块半截砖头，椅子上一大堆灰麻麻的破旧被褥里，围着一个同样脸色的老人。

深秋的中午，太阳还是暖的，却照耀不到这里。天空湛蓝，巷子阴暗。四周院子里法阵密集，这个灰麻麻的老人，戴了同样灰麻麻的线帽，灰脸上没有表情。那个破旧的灰麻片下面拖着地，和水泥的地面浑然一体，上面围到半脸，口鼻的地方附近有一块湿，显出略深的颜色来。而用这颜色，方才确定了这里面是一个活的人。这个活的人正用了浑浊的眼看着我，眼角的深纹托住一坨眼屎，合着一颗大大的眼泪，相互纠缠，互相拖赖，都不肯掉下来。母亲已到身后，见我站着，便探头来看，忽然喊一声：七嫂。

椅子上的麻片费力的动了动，母亲走过去，扒着找到一条缝，掀开来，一只瘦手颤着伸出来，母亲握住了，附身凑近那只麻线帽：七嫂！我啊。你都不认得啦？侧过身来指我：那更不认得啦？我屋二女啊，你老叫的杨排风！

法师咒在了我的身上，那些晾晒的所有被褥衣物来缠了我的腿，包裹了我的全身，越来越紧。恐惧使我想逃离，想尽一切办法逃离。可是用什么办法呢？用钱吧，钱总是好的——我喊母亲：钱，钱，你拿钱没——我的钱都在手机里，另一手拿着钥匙，哦，车。可是车上有什么？后备箱很大的，可是好像只有烟和酒。这些在这里有什么用？所以我有什么用？！在这个窄窄的阴巷里，在这个灰麻麻的老人面前，我穿着名牌的衣服，高跟鞋骄傲的戳着水泥地，可穷得手里却连一颗糖也拿不出来，这真让人气馁。什么穆桂英，什么花木兰，请你们给我一颗糖。好吗。

母亲确定我中了邪，过来紧推着我向巷子外走。坐在车里，我还是浑身发抖，只是向母亲要钱。母亲罕见的生了气：你不要事非！人家儿子也是高楼大厦的住着，孙子都在国外呢！显你能！前几年你奶让我去给她收拾屋，哪一回她那个媳妇没有在门外指指戳戳的骂人！不是你奶奶镇着，要上门吵哩！还敢给钱，我可没有那硬门事，顶不下！——奶奶已经故去了。一路抖着到家，回来之后就发了烧，这下母亲更上了心，老家任何事情都不在面前提了。然后，疫情反复，导致生意也断断续续，又忙在挣钱的路上。去年一次去县里办事，绕过去才发现那一片已经开始开发，巨大的打夯机一下下锤击着地桩，尘土飞扬，声音却远在万山之外。木然坐了一会，就回了。现在，七娘，终于不在了。

天已经很黑了，窗外有车经过，车灯照着树影印在墙上，飞速移到餐桌，呼一下又消失了。我依着这飞光摸索到餐桌前，那碗面已经结成一坨。我竖起筷子，插在碗中央。